或曰，台湾虽内属，而官辖之外，皆为番境，则还诸番可矣，必欲争而有之，以滋地方之事，斯为非宜。不知今之占地而耕于蛤仔难者已数万众，必当尽收之，使归于内地，禁海寇勿复往焉，而后可谓之还番，而后可谓之无事。否则官欲安于无事，而民与寇皆不能也。非民之好生事也，户口日繁，有膏腴之地而不往耕，势不能也。亦非寇之好生事也，我有弃地，寇将取之，我有弃民，寇将劫之。故使今之蛤仔难可弃，则昔之台湾亦可弃。昔之所以留台者，固谓郡县既立，使吾民充实其中，吾兵捍防其外，番得所依，寇失所据，所谓安于无事者此也。今之蛤仔难亦犹是矣。
或又曰，蛤仔难之民，久违王化，其心叵测，骤欲驭之，惧生祸端。信哉是言也。夫君子之居官，仁与智二者而已。智者之虑事，不在一日而在百年；仁者之用心，不在一己之便安，而求益于民生国计。倘敬事以爱民，蛤仔难之民，即尧舜之民也，何祸端之有？杨太守之入也，欢声动地，驱为义勇，则率以从；索其凶人，则缚以献，安在其久违王化哉？苟其图利于身，弗达时务，抑或委用非人，土豪奸吏把持行私乎其间，则其启祸也必矣。故此事非才德出众者，不可与谋也。一方之辟，必有能者筹度乎其间，其见诸事者，蔚为功业矣。或徒见诸言，而其时不能用，后卒不易其言焉，则皆此邦之文献也。自施靖海以后，善筹台事者，莫如陈少林、蓝鹿洲二公，可谓筹台之宗匠矣。当康熙时，彰化、淡水未曾设官，政令巡防，北至斗六门而止，或至半线牛骂头，要不越诸罗辖内二百余里之地。自半线以北，至于鸡笼，七八百里悉荒弃之，亦委于番。即台邑之罗汉门，凤山之琅，皆摈弗治。当事者逡巡畏缩，志存苟安，屡为画地自守之计，唯云禁民勿侵番地，实则藏奸矣。故少林作《诸罗县志》，慷慨著论。鹿洲呈巡使黄玉圃之诗，亦言之。其所陈利弊，又皆与今日相类，是皆先事之师也。且夫制治之方，视民而已。民之所趋，不可弃也，沃足以容众，险足以藏奸。台湾之地大概如此，有类乎蛤仔难者，尚当以渐致之，其事非止于蛤仔难也。然而自昔以来，苟安者众，焦头烂额之事，乃使后人当之，岂所以为民为国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