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转身进了海德公园。旧时的海德公园她很熟悉(她还记得，汉米尔顿公爵被莫汗爵土的剑刺穿身体，倒在遭雷击劈裂的那棵大树下)。她的两片嘴唇，翕动着把她的电报变成一套单调、毫无意义的说词：今天生活文学格林拉提根格鲁姆福布，弄得好几个公园管理人很怀疑地打量她，直到注意到她颈上的珍珠项链，才断定她的精神没病。在这类事情上，她那两片嘴唇无疑难辞其咎。在一棵大树下，她摊开从书店带出的一捆报纸和评论期刊，趴在地上，支起双肘，竭力想弄明白这些大师如何操练散文这门高尚艺术。她身上仍存有过去的那种轻信，所以甚至廉价的周报，在她眼中也很神圣。于是她支着双肘，开始读尼古拉斯爵士在一篇文章中，评论她曾认识的某人的选集，那人便是约翰·多恩。但不知不觉之中，她躺在了离蟒湖（伦敦海德公园中长形人工湖）不远的地方。无数条狗的吠叫声在她耳边响起。马车轮子不停地匆匆而过。树叶在她头顶上轻轻叹息。不时有一条镶边的裙子和一条猩红色的紧腿裤在离她只有几步远的地方穿过草地。还有一只巨大的橡皮球弹到报纸上。深深浅浅的紫罗兰、橘黄、红和蓝色，透过树叶的缝隙，一闪一闪地照在她手指的翡翠上。她读完一句话，仰头望望天空；她仰头望望天空，又低头看看报纸。生活?文学?两者必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那真是难于上青天啊!因为，这边过来了一条猩红色紧腿裤，艾迪生会怎样描写它?那边过来了两只狗，立起后腿跳舞，兰姆（兰姆(1775—1834)，英国散文家、评论家。）又会怎样形容它们?读了尼古拉斯爵士及其朋友的文章(她不时四处张望，倒也不耽误她的阅读)，她莫名其妙地得出这样一个感觉，即永远、永远不应说实话。这个感觉令人极不舒服。她边想边站起身走了。她站在蟒湖畔，湖水是铜绿色的；细如蜘蛛的小船掠过水面，在两岸间穿梭。她下去想，他们让人觉得，写作时必须永远言不由衷(她不禁眼泪汪汪)。因为，真的，她边想边用脚趾把一条小船推离湖岸，我觉得我无法(此时，如同其他文章，尼古拉斯爵士的整篇文章，在读过十分钟后，他的房间的模样、他的头、他的猫、他的写字台的模样，以及写作当天的时间，都出现在奥兰多眼前)，她继续想，从这个角度评判文章，我觉得自己无法坐在书房里，不，不是书房，是乏味的起居室，整天同一些英俊小伙子聊天，给他们讲些小小的趣闻轶事，譬如杜波说了斯迈尔斯什么，然后再叮嘱他们此事不可外传。她痛苦地抹了一把眼泪，继续想，他们都那样有男子气概；而我讨厌公爵夫人，我不喜欢蛋糕。我虽然已经够恶毒，但我永远学不会像他们那样恶毒，所以我怎能成为批评家，写出我们时代最好的英语散文呢?诅咒这一切吧!她叫道，狠狠地发动了那一便士的小汽船，她用力太猛，那可怜的小船差点儿葬身铜绿色的波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