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与抽象、具体与一般之间，古希腊人明显偏向于抽象与一般，贬抑现实与具体，他们总是愿意将真实存在赋予前者，把虚幻性赋予后者。这种对现实与抽象、具体与一般的颠倒反映了希腊人怀疑甚至否定既定生存及生命的实在性并追求某种永恒存在的信念状态。但他们追求某种永恒的东西仍然是为了达到对于有限生存的无限肯定。正因如此，他们不愿意将这种永恒存在虚幻化，而是要求赋予其实体存在的意义，因而希腊哲人们也不愿意将to be与潜在地表达着“具体存在物”“不定过去时”“完成时”用法的“实存（exsistere）”对立起来，而宁愿将它置于一种“潜在”的使用状态。但是，希腊人所固有的理性精神使得他们不满足于现存物的存在，而是要超越现存物，寻求一种普遍性的逻各斯并将其看成具有创造力和生命活力的动因根源。而一旦将这一动因概念化，也就必然否弃先前已经确立起来的对具体存在物的存在信念，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从生存命义上讲必然导向一种超验的信仰意识。
语词蕴含了思想，而思想也常常容易凝固在既定的语词之中。思想的一种不幸就在于它无法跳开语词的既定用法的限制，因而语词用法的成型也意味着思想转型的艰难。当人们思考“存在”时，自然要使用Being，当人们思考实际事物的“存在”时，又会将目光转向exsistere，思考“存在”必然要思考to be，而思考“存在物”时，所思考的则是语词exsistere。这里，我们当然没有理由过分责难：为什么非得用to be或Being来表达“存在”？为什么非得用exsistere来表达“自然物”？但问题是当人们在思考“存在”与“存在物”时，二者已经确立的用法规则会作为一种“在场”的东西限定我们的思维活动。事实上，当人们经常不以为然地把to be与exsistere放在一起思考时，词语本身既定的用法就已经导致了两个概念的实体化以及相互封闭的理解。to be既无法向exsistere敞开，而由exsistere也无法打开一条通向to be的道路，可以说人们越是清楚两个语词的用法，这两个语词就越是难以沟通。中世纪，存在概念本身由拉丁文esse取代，与此同时中世纪及近代的神学家及哲学家们对exsistere的频繁使用本身也意味着exsistere与esse的对立。实存含义的exsistere已经成了语言习惯，哲学家及神学家们当然清楚其意义，相应地，esse的概念化的、超验的和神圣的存在论内涵也不断确认下来。